（一）  

都峤山是岭南“五管”重镇之一的容州境内的名山，位于州城（今广西容县县城）南二十里，又名南山。 

站在容县人民公园内经略台真武阁上往南眺望，眼前横列着拔地而起的参天群峰，云蒸霞蔚，莽莽苍苍，酷似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屏障，又俨然是容州南大门的一道门槛，它便是名闻遐迩的都峤山。都峤山不仅风景优美，令人流连忘返，而且是道教、佛教与儒学“三合一”的胜地，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耐人寻味。千余年来，一直是容县地区民间讲学、著述与士子肄习的文化教育场所。 

清代容县举人苏五常《都峤山志》云，都峤山“高三百余仞，周回一百八十里”，面积30平方千米，现今容县的容州、十里、石寨、杨梅、六王五镇分据其麓。其山脉“来自县南信宜界，历岑溪界，起伏二百余里，入县分为八峰：曰云盖、曰中峰、曰马鞍、曰八迭、曰兜子、曰仙人、曰香炉、曰丹灶。中藏南、北二洞，南洞尽在云盖”。这里所说“南、北二洞”的“洞”，非指岩穴，亦非指历史上行政区域的“洞”，而是容县人对特有地形地貌的一种称谓。凡三面为山岭环抱成一个“U”字形，中有开阔地，“U”字缺口南向的称为“南洞”，北向的称为“北洞”。都峤山自东南向西北横亘着，地处西南的云盖峰高耸入云，故名。又因其似大鹏展翅，左有绵延南行的虎头山，右有南下起伏的文笔山，两山间的狭长地带中通一条小溪，形成一个近3平方千米的大“U”字，缺口南向，所以称为“南洞”，是全山唯一的“南洞”。 

20世纪50年代，广西区文物普查小组曾实地勘查都峤山。该山属丹霞地貌，具有峰奇、谷幽、道险、洞多的特点。据不完全统计，全山大小岩穴近200个，有名的十多个，又多在云盖峰及其两翼山崖，宽敞明亮，岩顶平滑，岩基平坦，内可造屋建楼，外岩多有水泉流淌，冬夏不辍。在洪荒年代，这些夏凉冬暖的洞穴，无疑是先民们理想的居住地，因而开发比较早。 

据史载，东汉时著名道士刘根和滇媪、陀妪等人相继在与云盖峰毗邻的中峰娑婆岩传教。有史学家推测，唐末南汉期间，容州城内的一些佛教徒因不堪战乱，而移居都峤山“南洞”灵景岩等处，与道教为邻，于是就有后来的“九寺十三观”之盛。此时容州的有识之士也先后上都峤山“南洞”办儒学，成为儒学的“大本营”。自此，都峤山集“道、佛教与儒学于一身”。清光绪二十三年封祝唐编修的《容县志》所录“旧志”记述有关儒学本就粗略且零碎，只说山中有儒学活动，而没有明确说明山中办有儒学，且长期以来能够读到县志的人寥寥无几，以致人们只知道山中有道教、佛教之盛，却忽略了其也是儒学传播之地。后来有人因不明底细，误将明代建在州城的“南山书院”误认为建在都峤山上，当知道其名不副实时，于是改名为“绣江书院”。20世纪90年代新编《容县志》着重记述官办的学宫与书院，对山中有否儒学不置可否①，新编《容县教育志》对山中的儒学活动甚至只字不提②，似乎山中无儒学成了定论。然而，都峤山附近几个镇的一些老者一直口耳相传，他们的祖辈在山上读过书，而且相当于读今天的大学，出了进士、举人和贡生，秀才更多。近年来一些领导的讲话或文章中都说山中有儒学，由于“言而无据”，不够理直气壮。 

其实，除光绪《容县志》有记载外，山中还有遗址、碑刻以及民间的族谱等，都可证明都峤山确实办有儒学，而且历史悠久，成绩斐然。 

（二） 

都峤山的儒学究竟创办于何时？史料无明确记载。不过有史实证明，在宋代进出都峤山者已不全是出家修道与潜研佛学的人。 

上面说过，云盖峰的“南洞”是山中儒学的“大本营”。为方便读者了解“大本营”的概况，可沿着今天旅游登山线路，从石寨镇石寨圩附近的虎头关登山，循着狭长地带中的小溪南下，即达“南洞”腹地唐宋名刹灵景寺所在地灵景岩。然后以此为起点，向北攀山而上，先到达云盖峰半山腰的太极岩，其原名宝清岩（又称宝圭岩），南向，长三十米，高十米，深七米，岩左有泉水沿着岩际下淌，四季不止。光绪《容县志》所录“旧志”称此岩为“前贤肄习之所”，又说宋太常吴元美曾在此岩讲学，来自各州县的士子“从学甚众”。吴元美是宣和年间（1119—1125）的进士，因生性耿直，触怒了权贵秦桧，于绍兴初年（1131—1135）被贬往容州。他在北流县游了勾漏洞，并写下《宝圭十洞记》，后到当时州治所在地普宁县（今容县）的都峤山宝清岩住下讲学。期间，吴元美当众题写了“宝圭”两个字，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如宝圭般洁白无瑕，不容玷污，于是士子们便将岩名改为“宝圭岩”。不久，吴元美病死于容州，众士子募资将其下葬于今容县松山镇陈村，“墓地广数亩”，士子“轮流守墓”。容州人为了纪念吴元美在容州的功德，便在州城修建了勾漏书院。今人总以为勾漏书院建在北流县，完全是一种误解。 

显然，“旧志”所说的前贤不是吴元美。吴元美上山是“讲学”，“前贤”是“肄习”。从士子们对都峤山的熟知看，在吴元美之前他们似乎参加过山中的有关儒学活动。光绪《容县志》之前的“旧志”有九种之多，宋代三种，明清六种，早已散佚，由于语焉不详，不知引自何种，“前贤”应另有其人，现已无从考究。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自从吴元美讲学后，山中儒学的影响力更大了，士子们由进山听“讲学”发展到驻山读书。据李辅《都峤山记》碑文载，明代容县人马必遂在宝圭岩修筑“书舍”。李辅是明末内阁尚书李永茂之子，永历二年（1648）父子二人“避地容县”，后寓都峤山，李辅刻立《都峤山记》碑，李永茂撰写了《寓都峤山记》一书。马必遂是容县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举人，官湖广公安知县，中举前读书山中，辞官后上山讲学，修建“书舍”作为生徒学习之所。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正在宝盖岩读书的邑人李敏纬等人募资修建宝圭岩，增建了厅堂与廊舍，横列八间，旁附三小间。厅堂居中，明亮宽敞，内祀宋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木主神牌，在主壁上绘有太极图及图说，于是又改名为“太极岩”。道光乙巳年（1845），邑人梁金第、王仁易又筹款修建，以土砖“中作圆户，上置阁如间数，可供二三十人住。每岁授徒者多讲学于此”。从宝清岩到太极岩，几经修建，几经易名，场所亦随之不断扩大，成了山中儒学的活动中心。 

李敏纬就读的宝盖岩，位于太极岩上方的云盖峰顶下，南向，宽一百二十米，高四米多，深约十米。据山中《云盖岩碑》记载，明万历十八年（1590）浔州桂平斋士甘澄海兄弟出资修建宝盖岩，奉祀玉宸道君，同时另辟地方供“士子肄习”之用。容县《王氏族谱》记载，先祖王贵德曾在此岩读书。清道光年间（1821—1850）邑人重修，建有“册府”与“书舍”。“书舍”是当时正在此岩讲学与著述的王贵德六世孙举人王维新与解元覃武保等人共建的。王维新曾为此岩撰联：“浩劫三千皇春帝夏，洞天二十北坎南离”。在王贵德之后的王氏家族举人，以及王维新的父亲贡生王杰观、叔父王伟观和侄子王宸等都先后在此岩及上文提到的太极岩当塾师，似乎是王氏家族开办的学校。 

在云盖峰太极岩、宝盖岩的右边有圣人岩，宽六十米，深约十米，高约十米。明万历年间（1573—1620）经邑人王普真等人重修，另辟一殿堂，塑孔子像及颜渊、子思、曾参、孟轲四配像，岩壁上绘有三千零七十弟子及一车两马图，为士子们营造了一个尊儒励志的氛围，遂命名为圣人岩。 

此外，虎头山有虎头岩，灵景寺上方一百多步是白云岩，都曾是明清生徒的读书场所。 

“南洞”的诸多岩洞，留下不少当年士子们的足迹，或砌石板为床为课桌，或以茅草为屋顶遮雨，或以垣墙挡风，或在岩前凿地为池，接引山泉。山中儒学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一个中心、多个点的格局。旧志中曾有如此生动的描述：“朝夕书声喃喃，不必抚琴动操，已觉众山皆响。” 

道光二十九年（1849）容县地区爆发了震惊清廷的范亚音起义，都峤山一度变为地主反动武装“同仁甲”团练三千多人的据点，寺观与儒学场所顷刻成为兵营碉堡，伺机向已占领县城的农民军反扑。咸丰四年（1854）的一场争夺战，“同仁甲”兵败，山中所有财物被洗劫一空，“南洞”儒学的一切设施与典籍焚毁殆尽。王维新与众生徒幸好于事前下山回家避难，行动迟缓的覃武保及其儿子、叔父三人事后下山，在回家途中被农民军误认为间谍，而将他们杀死。自此山中儒学销声匿迹，多年后一些逃散的僧尼与道士才陆续回山收拾残局，逐渐恢复活动。 

（三） 

都峤山儒学虽然最后毁于战火，但是也曾因容州是历代“岭南剧邑”而借助避乱迁入的士人而得到发展。 

明崇祯《梧州府志》引录南宋绍兴年间容州训导余炁《重修容学记》一文曰：“容之学校始于有唐，成于我宋，文风视古为盛焉，岭南诸郡有学独容人。”光绪《容县志》引“旧志”云，宋南渡后，容州“人重廉耻，士尚学问”“衣冠礼乐，并同中州”。这些记载相互印证与补充，反映出自唐贞观八年（634）首任容州刺史厉文材始建学校，贞元年间韦丹重建学校，直至南宋时期才取得长足发展，州城内办有学宫、勾漏书院，还有都峤山的儒学，士民向善好学，蔚然成风。后来容县教育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主要原因是社会动乱。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唐代至北宋时期，仅土著民族反抗封建统治集团专制与高压政策的起事、朝代更迭争夺城池、官军叛乱等大大小小战事，几乎每三四年一次，时间短的数日半个月，长的达十多年，无论战事大小、时间长短，都十分惨烈，“生灵涂炭，文物俱焚”，城内学宫与寺院无一幸免，以致屡建屡毁。此时都峤山因远离战火，那里的道教与佛教不断传播发展。南宋时，容州社会比较安定，中原地区战火连年，民不聊生，大批士民陆续南迁容州，各路精英带来中原的先进文化技术，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因此，容州学校教育成为岭南诸郡之最，是时势发展的必然。然而，取代南宋的元朝“马上”夺取政权，“下马”治民无方，容州社会矛盾尖锐，群雄起事，此起彼伏，几无宁日，比起唐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州城居民朝不保夕，而都峤山依然较为安定。容州教育起起落落的历史，使得南宋得益的望族感受到了威胁，他们审时度势，毅然上山办学。 

元明时期容州有四大望族，他们都是封建文人世家。据志书及族谱记载，封氏家族先祖在容州当官而落户容州，元代封履孙是容县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初授藤州学正，后任邕州知州，因不堪社会动荡而“解绶归林”。王氏家族亦因先祖到容州当官而落户容州，王念九因得益于南宋教育而成为容州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官容州同知，值“元祚寖衰，群雄蜂起”而“引疾归田”。他们辞官后，举家迁出州城，封氏迁到距都峤山十一二里的今杨梅镇一山村，王氏迁到都峤山脚下的今石寨村。他们有一定积蓄，自带资金和家藏典籍到“南洞”，自己教授家族的子弟。明代容县的杨氏与何氏家族也效仿此法，杨氏迁到都峤山脚今容州镇木井村一带，何氏迁到今杨梅镇杨梅村，离山不太远，也先后上山办学。一些亲朋仰慕他们为官清廉和见识卓越，也搬来与他们为邻，分享既无身家性命之虞，又不误子弟前途的两全其美之乐。 

这些望族有着共同的理念，实行“有教无类”，对道士和僧尼来者不拒，一视同仁，这正是山中道教与佛教信徒求之不得的事。因为道教与佛教要发展，正需要儒学来支撑。道、佛、儒之间虽然有着矛盾斗争，但在都峤山更多地表现为相互合作和包容。尽管太极岩崇祀理学家，却从未对道、佛进行过任何批判或抨击。道、佛对儒学亦展现出友善态度，主动让出场所供儒学使用，彼此共生共荣。宋代以前，在山中传教的道教真人全是外来的，宋以后培养出了本地的“真人”王匡、莫道人等。所谓“真人”，是封建帝王授予一些历史人物或者著名道士的荣誉称号，其等级在“大神之下，仙人之上”，在仙界地位很高。历代有众多“真人”在都峤山传教，都峤山成为道教第二十洞天，儒学功不可没。灵景寺供奉道教帝君，也供奉孔夫子，因得益于儒学传授科学文化和艺术知识，提高了译经、注经能力，共同雕塑了五百罗汉而名扬岭南。四大望族无疑也是赢家，他们世代有人上山“讲学”，世代有人在山中读书，世代有人中举。杨氏家族的杨际熙弱冠时就读白云岩，中举后官松滋县令，清正廉明，不惧权贵，治水有功，后因遭权贵陷害，被迫辞官终养，“林居三十年”，又进山讲学。其胞弟杨际会考中进士，官六安州知州；其儿子杨允京“登乡魁”，官河南温县知县。何氏家族出产了众多举人，举人何舆高前后数代单传，到其孙举人何辅世时，却生育了何畴、何隐、何秘、何勉、何党五个儿子，皆中举人，其中何畴为乾隆四年（1739）进士，殿试三甲，官翰林院侍读。五子登科，名扬八桂。王氏家族王念九之孙王惟道、王惟舆兄弟及曾孙王希仲、王希渊，其中一人为进士，三人为举人。封履孙之孙封盛甫是举人，到清代涌现出了封景岷、封蔚礽与封祝唐三位进士。两个家族共有数十个举人、贡生和国学生。两个家族因为门当户对，曾相互联姻，王贵德七世孙贡生王宸是封祝唐的外祖父，王维新便是其外祖叔公，两个家族的关系更加密切。王宸在山上当塾师时，封蔚礽品学兼优，是其得意门生，便将爱女嫁给他为妻。封蔚礽咸丰三年（1853）中进士，殿试二甲，任内阁中书、协办侍读，后官湖北蕲州知府。其儿子封祝唐拜王维新为师，光绪三年（1877）中进士，殿试三甲，官陕西神木知县。封氏“父子进士”，传为一时佳话。 

事实证明，四大望族为都峤山儒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上山办儒学，顺应了时势发展和人心所向。明清时期，容县境内尽管动乱频发，城内官办学宫与书院办办停停，而乡下的私塾、义学和社学却在发展，县学已无法满足人们求学的要求。因此，不管离都峤山远近，不少殷实人家都将子弟送上山读书，一有风吹草动，城内的生员便往山上跑。山中办学力量不断壮大，财力不断增强，生员多时达七八十人。 

（四） 

都峤山偏僻荒凉，林茂草长，岭峻谷幽，教学设备极其简陋，而先辈们千百年如一日，不畏艰险，不避寒暑，培养了大批封建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办学特色在今天仍有着启迪意义。 

第一，修建藏书丰富的“书舍”。都峤山的儒学不称学校，却有着学校教育的功能；不是书院，却有书院的基本要件，修建有藏书丰富的图书室。虽然无书目及数量记载，但据《容县教育志》载，凡私塾、蒙馆，必备有《小学》《三字经》和儒学经典著作《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朱熹“四书”等辅导教材，由此可知山中“书舍”藏书之一二。饱读经诗的王贵德、王维新以及众多士子诗文中注引的书目甚多，有《史记》《汉书》和新旧“唐书”等二十二部国史，以及《通典》《唐会要》《资治通鉴》《唐韵》《说文解字》《元和郡县图志》《唐文粹》《水经注》《太平御览》《齐民要术》《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文献上百种，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物，也有容州刊印的。值得注意的是，容州教育的发展催生了容州的印刷业。北宋时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南宋初容州已刊印图书。据陈亮记载，其所收录“林勋的《本政书》一十三篇，《比较书》二篇”是“绍兴初容州所刊也”。《宋史》有“陈亮传”。林勋是广西贺州人，政和五年（1115）中进士，任广西教授，建炎三年（1129）献书朝廷，其目的是“富国强兵”③。宋时容州教育为岭南郡县之最，士民必定遇到图书匮乏的困难。我们可以推想，此时容州不只翻印林勋的书，还翻印其他图书。年近八旬的中医生王访文是王贵德的后裔，他曾回忆说，王氏家族有图书屋，家家有藏书柜，凡上山读书的必带有图书。王氏家族历代有人中举，举人王维新的父亲与叔父均为贡生，藏书最多，大部分送上山办“书舍”，“文革”前家里尚存一千多册，有精装的，线订的，有木活字印的，也有雕板印的，还有不少手抄本，仅医药书就有满满两大木箱。自元至明清，全县出产进士21人，举人186人，贡生和太学生600多人，先后在福建、甘肃、浙江、湖南、云南、江西、交趾和两广各地任职，从外地带回的图书必不在小数目，全县藏书不可胜数。上山讲学与著述者全是当时的名人，上山求学者多是殷实人家的子弟，不少人主动将图书捐给山中集体“书舍”，藏书不断充实。门外无车马之喧，洞内有图书之趣。图书是人类智慧的宝库，进步的阶梯，山中“书舍”满足了众士子的爱好与渴求，也满足了教授者讲学和著述的需要。都峤山儒学如此重视图书室建设，广泛收集图书，发挥图书的作用，对今天的学校教育具有启迪意义。 

第二，开门办学是山中办学的一大特色。山中儒学以“正心、诚实、修身”为最高宗旨，推行朱熹“讲授、自学、讨论、实践”的教学模式，但无官办学校在学田、学制等方面的诸多限制，比如无学制和年龄限制，没有为应举而专门教授写“八股文”的压力，生徒有着更多的自由与自主权。俗话说“人各有志”，众士子各有所好，各有所需，各有所求，术业各有专攻，都以拥有一技之长立足社会为荣。都峤山虽然偏僻，但有海纳百川的特有优势。唐宋以来，容州是封建王朝贬谪官员之地，而都峤山“秀耸客位”，流官或隐逸者又“慕清节林居”，于是“流寓日盛”。此时山中的教授重视学问，不问出身，延请那些流官或隐逸者前来考察或讲学。且不说唐代的情况，宋代除吴元美外，宣和年间大学士高登被贬往容州，以“讲学为生计”，他引经据典，详解《大学》《中庸》，终日滔滔不绝。名臣李纲落职鄂州，建炎三年（1129）假道抵容，“寓容三个月”，曾夜宿灵景寺，讲学作诗。官右拾遗直史馆的洪湛、官武义大夫的曹勋及明代永乐年间的翰林学士解缙、官国子监祭酒的邝露、地理学家徐霞客、兵部尚书李永茂、清代官国子监司业的邵玉清等人，他们都上山考察，或以自己所长进行讲学，或“五经”，或理学，或典章，或声韵，或训诂，而且人人有诗文纪行，传播了诸子百家学说，传递了京师与各地的信息，开阔了山中土子的视野。尤为重要的是，这些鸿儒的言传身教，激发了士子们学习与创作诗、词、赋的巨大热情，且长盛不衰。广大士子博学多思苦练，增长了才干，不少人在山中读书期间出了“诗集”或“文集”，从而提高了应试能力。清雍正年间举人、养利州学正苏五常，弱冠时就读于都峤山，有志于学，博览群书，广泛收集民间传说典故，摩挲石刻，询问老成，了解各地风土人情，积累了大量资料。他辞官后又回到山中，住在太极岩，花十三年时间撰写《容县志》，填补了容县一百多年无志书的空白。此外，他还参与讲学，创作了不少诗文。可惜其去世后，“县志稿”全部散佚了。纵观从山中走出去的士子，无论为官为吏，无一不是洁身自好，清正廉明；落第者不失志，甘当塾师，能讲会写，既能教经典，又能教算术、历史、地理、武艺或医术，参与家乡修桥补路。山中儒学教育尊重各人的志向，让士子从海纳百川与实践中立德修业，成为多才多艺的人才。其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仍值得我们今天学习。 

第三，以“结社”形式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是山中办学的又一特色。都峤山的儒学先后有“峤山五子”与“峤山三子”两个结社。明代，容县籍的监军佥事王贵德、王府教授封良儒，苑马寺监正何舆高、御史杨标熙和公安令马中方在山中读书时便结社于都峤山洞天，人称“峤山五子”，几乎全是望族的精英。当时前后“七子”为扫除横行文坛的“台阁体”的不良习气，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在讲学时极力推崇“先秦两汉散文、汉魏古诗与盛唐近体诗”的创作特点与规律，在创作实践中反对复古与模拟，相互切磋，直至能够写出反映现实的真情实感。上述之人都写了不少诗作，封良儒有结集《北征吟》《封砻瑕先生诗文集》（六卷），而“峤山五子”之首的王贵德所著《青箱集》最具代表性。清乾隆至咸丰年间，王维新、覃武保和贡生封豫又结社于都峤山，人称“峤山三子”。他们传承了“峤山五子”的文风，在研究诗、词、赋创作的同时，结合教学需要开拓了新领域。封豫淡于名利，工于词典，著有《后生缘词集》《翠圃山房诗集》。覃武保少年时与王维新同窗，辞官后又与王维新一起“山居授徒”，著有《四书性理录》和诗集《夕阳楼草》《驴背集》《半帆集》，在其被杀后，所有诗文也随之散佚。王维新一生著有研究理论的《天学钩钤》《乐律辩正》和诗集《菉猗园初草》《峤音》《宦草》《十省游草》《丛溪集》《古近体赋》及词集《红豆曲》《海棠桥词》等。其以诗、词、曲、赋、文诸体裁，真实记录了自己读书、应举、司铎教职的生活，表现了其热爱祖国河山、热爱家乡、热爱平凡生活之情，抒发了其积极向上的远大抱负。其作品数量多，成就高，县内士林好评如潮。王维新是容县著名诗人，又是广西散曲大家，是名副其实的“峤山三子”旗手。 

都峤山两个“结社”处于明清末期的乱世，他们的作品鲜为外人所知。王贵德《青箱集》手稿，在其死后180多年的道光乙未年（1835）由其六世孙王维新整理编注时已大半佚失，仅存古今近体诗和五七律诗441首，因而名为《青箱集剩》。诗中以其为官从政为轨迹，直面现实，字字饱含泪水，抒发其忧国忧民而又无可奈何之情，是一部明末清初的离乱史诗，令人震撼不已。在容县任学官的象州郑献甫、临桂林珔源、周鼎、李光瀛等读后也推崇备至。现代著名学者吕集义先生在民国三十二年看到珍藏于桂林图书馆70多年的手抄本，惊喜万分地说：“朱明一代，吾桂诗人容州王正源先生实为巨擘，《青箱集剩》世不多见”。王维新编注《青箱集剩》时家道已中落，其暮年靠朋友集资才将《天学钩钤》与《乐律辩正》梓行，咸丰七年（1857）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他的其他遗著在民国时期由复旦大学教授、北流人陈柱先生刻印才保存下来④。王维新的论著与其诗作一样，造诣甚高。其《乐律辩正》指出历代“乐书”中所说的“中声”并非为“黄钟”，并具体阐释“明史五声各数”，纠正了《淮南子》中有关“变徴变宫”的谬误，人们依照其理论演奏，“琴笛各法而皆准”，皆为“自然元音”。《天学钩钤》则是王维新研究天文的成果，比《明史》中的历律简约，易读易懂。其本人观测天象准确无误，被容县人称为“通天管地”的方家。讲学与学术研究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随着山中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宽，不断有所创见，讲学亦随之不断注入新内容和新见解，从而具有新的广度和深度。明清时期都峤山的儒学之所以如此兴旺发达，人才辈出，跟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是密不可分的。 

（五） 

都峤山儒学发展的足迹和魅力告诉我们，历史就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它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学术思想，开创岭南新学风，积累与创造新教学方法，都做出了贡献，对容县教育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是明清时期容县民间力量办学的一面旗帜。容县城乡的不少私塾，都采用了其教学理念与方法，让生员拥有更多的独立自主权，重视诗词教学和创作实践成为一种时尚。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容县士人共创作诗词84部，涌现了王贵德、王维新、封祝唐、封豫、潘方潮等三十多个著名诗人。抗日战争时期，德高望重的封鹤君又在容县城内成立“峤雅诗社”，成员达60多人。封鹤君为封祝唐之弟，现代著名戏剧艺术表演家封凤子之父，清末举人，先任蒙古都护副使，后任广西通志局长。1943年日寇压境，广西通志馆迁往容城何祠，期间他在自己的住所招徒讲学，带头创作，以振奋民族抗日精神。短短两年多时间，酬唱往来，群情激昂，盛极一时，创作了诗词集20部，其他文集10多部。今古相承，近年容县获“全国诗词之乡”称号，若按条件，早在明清时期，容县就已是“诗词之乡”。 

参考文献： 

①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容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②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容县教育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③莫乃群主编.广西地方简史（初稿）［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印，1978年12月.  

④据光绪《容县志》卷4《舆地志·义塚》载：“温氏三义塚，在一里新塘村，为卓新、志新、维新兄弟立。”咸丰七年（1857）王维新三兄弟“饥饿以死，里人收其骨而瘗之”。 

（作者：覃正，容县历史文化研究会）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