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州建南唐，文昌北宋”，人杰地灵，物产丰厚，古之称海陵，与金陵南京、广陵扬州、兰陵常州齐名华夏，饮誉神州。泰州悠久的历史人文积淀主要是由泰州的先人们逐年创造的。然而，泰州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城市，尤其是历史上的泰州曾广泛接纳了中原移民，因而泰州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

一、中原文化南进，泰州受到人口变迁和文化交流的影响

文化传播是文化融合的基本途径。文化理论认为，社会互动中客观地存在着“文化流”，这种“文化流”不局限于文化区域或民族文化的内部，同时存在于文化区域与文化区域之间或民族与民族之间，区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文化流”，存在着相互融合。泰州有着高度的地域优越度，中原文化在这里数次交融，比之其他区域文化，泰州文化更具有开放性和综合性。历史上的泰州曾多次接纳中原人口的迁移。中国历史上因战乱而出现的大规模人口南迁主要有3次：第一次是两晋南北朝时三百余年战乱，中原地区的人民大量逃往江淮一带；第二次是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百姓大量逃亡南方；第三次是北宋灭亡以后中原沦陷，士大夫及广大百姓随宋朝宗室纷纷南逃。西晋末年，永嘉战乱，北方地区人口避战乱大举南迁，至东晋、南朝300年间陆续迁至今长江下游皖南、苏北、赣北、赣中一带的江南地区。《晋书·王导传》说，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10之6、7。可见移民之多。从姓氏说，主要有林、黄、陈、郑、何、胡、刘、张、梁等家族。当时安置移民，建立了许多侨州、侨郡、侨县，按移民来源地分别管理。这些侨民主要落户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当时泰州进入大批中原移民。文献记载，其时海陵一带人口猛增数十倍。南朝刘宋时，海陵郡所辖六县共有3626户、21666人。隋唐时期泰州尚安定，安史之乱与唐末农民起义均未波及，造成泰州人口不断增加。如北宋端拱年间（988～989），泰州所辖四县共有32471户，到了崇宁元年（1102）增至56791户。

此外，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南进，岳飞率军抵抗。在泰州，岳家军同金兵打了一仗，因泰州无险可守，岳飞便率部队退到泰兴口岸，后又退到了阴沙（即靖江马驮沙）。在这一过程中，有大批江淮难民与岳飞一同撤退，他们来到泰州的阴沙后，见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盛，便在这里安家落户。传说现在靖江的朱、刘、陈、范几宗大姓人口，就是他们的后裔。因灾荒而南迁的人数也不少。如元末战乱时，水旱蝗疫灾害频发。从至正元年（1341）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黄河、淮河频频溃堤，几乎岁岁有洪水泛滥，“禾不入土，人相食”，灾民纷纷南移。再如，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除了战乱和灾荒造成大批中原人迁居泰州以外，还有不少来泰州为官者、游历者、经商者，他们也为文化交流和泰州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环境。如泰州历史上的著名理学家胡瑗祖上就是中原人。据有关研究，胡瑗的祖籍在陕西安定堡（今陕西省子长县）。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说：“胡氏世居长安，询为唐兵部尚书。其孙韬因乱留蜀，为伪蜀陵州刺史，蜀平归京师（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终卫尉卿，于君为曾祖。生泰州司寇参军讳修已，葬海陵。司寇生宁海军节度推官讳讷，赠太子中允，博学善属文。吕文靖公夷简尝荐其书备修国史。赠太子中允，博学善属文，吕文靖公夷尝荐其书，备修国史。君其长子，讳瑗，字翼之。”胡瑗的先祖胡修已大约在任泰州司寇时举家迁泰州海陵。胡瑗的父亲胡讷，任过宁海军节度推官，离任后因“家贫”举家迁居如皋（时如皋为海陵属地）南门外胡家庄。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农历四月初八，胡瑗诞生于该地，后移居城内严家湾。再如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及其核心人物王栋的远祖也是中原人。王氏最早的发祥地在今河南北部的卫辉一带，并以山西、山东、河南省境为其繁衍地区。汉至晋时，王姓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太原、琅琊两大郡望。历史上，王氏郡望共有21处，而太原则是王氏郡望之首。北朝至隋唐时期，太原王氏与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合称天下五大望氏。唐代，太原王氏又有“钑镂王家”之称。李肇在《国史补》中说：“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钑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据《三水家乘》记述，安丰王氏，原籍为太原郡姬姓王氏。南宋迁新安；元末迁苏州，居阊门外王家庄。明洪武七年（1374）冬十一月又迁东台安丰场为灶籍。据考，王艮、王栋的远祖为王伯寿。王伯寿生3子，即国祥、国瑞、国祯。国祥生仲仁，仲仁生文贵、文德；文贵生僖（公美）；僖生玒（字纪芳，号守庵），玒次子也；玒生艮（心斋），艮次子也；艮生襞（东厓），襞次子也。国瑞生三子，贵卿、宁卿、善卿。贵卿从戍，不幸戍所；宁卿居镇北，子孙北分；善卿生德元，德元生文善，文善生，王栋父，号柏林（以医术著称）。六子也。生栋（一庵），栋长子也。善卿居镇南，子孙南分。今北分三支，南分七支。王栋乃为南分第三支族人。还有滕子京，名宗谅，河南洛阳人，进士，曾任大理寺丞，左司谏，天章阁待制等京官，“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曾任海陵郡从事。天圣年间（1023～1031），海陵建文会堂，时西溪盐监范仲淹与滕子京交往甚密，曾为此堂赋诗《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一首。诗曰：“东南沧海郡，幕府清风堂。读书对周孔，琴瑟视羲皇。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一学许查周，三迁徐陈唐。芝兰一相接，岂徒十步香。德星相聚今，千载有余光。迸味清可挹，文思高若。笙磬得同声，精色俱激扬。栽培尽桃李，栖止俱鸾凰。琢玉作镇圭，铸金为干将。猗哉滕子京，此意共而芳。”此外，还有不少中原名贤曾游历泰州或为泰州过客，他们在泰州历史上留下了宝贵的文化印迹，如清代小说家李汝珍，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北京市）人，曾在河南任县丞，一生多在江苏海州生活，他曾游历于泰州并留下种种传说，写下脍炙人口的佳句，为泰州历史文化增添了绚丽夺目的色彩。

二、中原文化南进泰州，与泰州区位发展优势密切相关

中原人南迁泰州之多，与泰州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重要关系。这主要取决于泰州区位优势、社会发展优势及和平的生活环境三个方面。泰州具有良好的接纳北迁人口的优势。泰州地处吴头楚尾，擅舟楫之便，得人文之胜，一直为中华文化的渊薮之区。从属地关系来看，泰州时属吴，时属楚。据史料记载，泰州西周时，海阳地属邗国。春秋时，仍属邗；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邗为吴所灭，遂属吴。战国时期，周元王三年（前473）越并吴，海阳地属越；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楚又灭越，地属楚。《战国策》曰：“苏秦说楚威王，楚地东有夏州海阳。”如泰州的兴化，战国时兴化为楚国属地，相传为楚将昭阳的食邑，他是楚王族昭、屈、景三姓的后裔，曾与魏战于襄阳，以下八城有功，受封于海滨之地（即兴化一带），死后葬于城西阳山，故兴化又名“楚水”“昭阳”。由此可想，楚文化对兴化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三国时期兴化分属吴、魏，为双方对峙缓冲地带。所以中原人南迁进入这一缓冲地带是最理想之地。同时由于当时泰州辖域辽阔，管辖着东至大海，西界广陵，南至长江，北界盐渎的广大地区。长江是影响人口迁移的天然屏障，于是大多数中原人到了江边就不再走了；又由于古泰州东临大海，海安、如皋、通州在当时是古海陵的一部分。只是因为当时成陆地面积的大小不同而有所差异。随着海势消退，海安、如皋、通州以东以南的大片地区逐渐成陆地，才有了后来的如东、海门、启东；在北部则有了东台和大丰等地域，所以南迁之人到了海边也就到了向东的终极区域。此外，逐水而迁，也是古代迁移的一种最好方式。泰州属于长江最下游，因而具有一定的地理优势。许多南迁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的中原人又向长江下游迁移，进入泰州境内。迁移的原因比较复杂，有避乱的，有避灾的，也有来泰经商的。如从泰州出土的文物来看，泰州地区出土的青釉十系罐、青釉莲瓣纹盖罐、龙柄鸡首壶等，釉色透明清亮，玻璃质感强烈，造型优美，花纹精细，比起南京出土的六朝青瓷精品毫不逊色。这些物品大多是长江上游移民带来的。

泰州有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泰州历史上长期富足与繁华。这里，江海交汇，土地肥沃，“仓储之积靡穷”。1298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狱中把他的中国之行讲述给同狱的比萨作家罗思蒂谦时说到过泰州。他在后来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这样写道：“泰州城不大，但各种尘世幸福极多，有许多船舰，更有极多走兽飞禽可供野味，大河上船舶甚众，皆辐辏于此。”远古时代，泰州先民们就在这里从事烧制海盐的活动。“自古煮海之利，重于东南，而两淮为最。”两淮盐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当时泰州所属的盐城就是在东晋时因“环城皆盐场”而名。西汉初年，泰州境内的如皋蟠溪、姜堰仓场（叶甸）、兴化坂轮（周庄）、昭阳等地区有众多的盐场遍布。相传，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日本国的圆仁和尚到扬州学习佛法，乘船抵达中国东海岸的大江口，然后他顺运盐河西进21天，在今泰州市东风南路老通扬运河桥下看到海陵城的宝塔。圆仁和尚沿运盐河航行途中与官盐运输船队相随并行，所看到的情景令他惊讶不已，回国后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描述说：“官盐船积盐，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相随而行，乍见难记，甚为大奇。”杜甫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描述当时泰州城“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的景象。杜甫在《夔州歌》中写道：“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形象地描绘出淮南吴盐运销之广、万舟齐发的壮观场面。当时泰州城区以其优越特殊的地理条件成为海盐运输的集散地。泰州城北水关外就有稻河（运粮河）、草河（远草河）和卤汀河（运盐河）与连接城内的中市河围城相通。这就使得泰州北门的盐铺异常繁忙。特别是自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泰州至东台的泰东河开通后，泰州所属海边盐场的盐就都从泰东河运抵泰州的稻河，经抽检翻过西坝进入城河运出。由于盐业发达，汉初泰州改称海阳为海陵时，已成为“盐粮集散、物资丰富、舟船泊步、税源充畅”的富庶之地。到北宋时，泰州已发展成一座以盐、粮集散为主的内河港口城市。由于盐业的进一步繁荣，宋代的泰州进入历史上少有的兴盛时期，街长5里、商号林立、园林愈百、寺庙遍布，有4平方公里城池两座，成为江淮地区以盐粮集散为主的中心港口城市。泰州有和平的生活环境。明末清初，清兵进入扬州后屠城，大伤了扬州元气。此时的泰州却较为平静，社会也较为安宁。明清500～600年间，泰州战乱稀少，社会相对安定。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期间，长江两岸自九江以下多处地方先后都有战事，唯泰州处于缓冲地带，成了名副其实的“太平之州”，使得各地的客商和资金纷纷拥入泰州，大大刺激了市场的兴旺，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的泰州城坡子街已是“市廛百货灿成行，闽广川湖各擅场”的一派繁盛景象，泰州城成为里下河地区的商业中心。尤其是清代，泰州绝少兵燹之灾，清初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期间，江南、皖南及六合、江都一带居民纷纷迁来避难，仅六合一带就有数十家回民避兵迁来泰州，伊斯兰教随之传入，使泰州人口增长更快。乾隆四十年（1775），泰州全境有户13.8万、人口62万人。民国元年，泰县全境105万人，城区8万人。新中国成立前夕，泰县人口100万～120万人，城区人口约12万人。

三、中原文化南进泰州，给泰州以新的文化气象

中原人口的迁入和南北文化的交流对泰州的文化影响很大。特别是一大批士人到泰州定居，给泰州带来新鲜的中原文化气息。

哲学理论方面。中原文化的进入使泰州的思想文化增添了更多的人文关怀。文化是民族文化本体的区域性折射。泰州文化是极具人文精神的文化，而这种人文精神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广泛影响。如中原人后裔王艮所创立的泰州学派，其思想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关于人和人权的学说。泰州学派尊重人的权利，重视人的价值，主张人的自由，争取人的平等。泰州学派的“以身为本”“致中和”、“百姓日用是道”等一系列思想，冲破了传统儒学的束缚，有着强烈的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的要求，特别是他们以“身本”为核心内容，强调个人主体性的学术思潮极具启蒙特色。再如以中原人后裔胡瑗为代表的“明体达用”理学思想在泰州影响甚大。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全祖望对胡瑗评价极高。黄宗羲著《宋元学案》列《胡安定学案》于首卷。全祖望评论说：“先生（胡瑗）之学，实与孙明复开伊洛（指程颢、程颐）之先宋世学术之盛，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沈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安定似较泰山更醇。”明显推崇胡瑗，突出其在宋代理学中的开山地位。中国台湾学者封思毅先生在《中国历代思想家》一书中称胡瑗是“在教育界终身尽力，完成了开创风气，维护学术，培养人才多种使命”的先生。其“讲授儒家经术，传播孔子思想，贡献不下于“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

文学艺术方面。康熙年间，山东曲阜人国子监博士孔尚任来淮扬治水，长期住在泰州。他在泰州与当地文人多有交往，写有《陈庵记》和《芦洲宴集同人诗》。他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穷苦的老百姓，在泰州北乡坂伦庄创作了历史名著《桃花扇》，对泰州的戏剧创作以很大影响。早在乾嘉年间，当《红楼梦》小说抄本传到泰州后，泰州人仲振奎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把它改编成《红楼梦传奇》唱本。后来，他又连续编撰成《香雪楼》等传奇14种。其弟仲振履编撰了《双鸳词》《冰绡帕》等传奇。继后更有纪桂芳、李宸、汪宗沂、黄泾祥等人编成《星河梦》《香囊记》《后缇萦》《珍珠曲》等传奇唱本。再如泰州的靖江讲经，传入时间大约在元末明初，传说与岳飞有关。南宋初年，大量中原地区的百姓随王朝南迁，将北宋汴梁瓦舍中的种种表演技艺带到南方，随岳飞队伍南迁到靖江的“江淮流民”中有民间艺人，带来讲唱技艺。后经过靖江民间艺人长期口头加工，至清末达到定型阶段。由于讲经具有可贵的原始性、独特的地方性和鲜明的艺术性，被专家们视为“中国民间艺术的活化石”。

书画艺术方面。泰州著名的书法家张怀瓘是西晋官宦张华的后代，张华是范阳方城人，即今河北省涿州市一带，这是晋代士人南迁泰州的一个佐证。还有高凤翰，雍正十一年（1733）调任泰坝监制。据《泰州志·名宦卷》载：“高凤翰字南阜，山东人，雍正年间，官泰坝监挚。时缺，系新设凤翰莅任后，多有创建，喜吟咏，暇日与兴化郑燮、邑中王家相、田云鹤等辈唱和，晚年病右臂，以左手写书画，尤精草隶。”他的一些诗画作品记载了泰州当时的风土人情，其多幅作品落款为泰州舟中和泰州行衙。他敬慕岳飞，常游泰山，多次吟诗、作画，山东省博物馆现藏有他的《岳台春晓尺页手迹》，不仅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并且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对泰州、扬州等地的书画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教育方面。泰州人崇教、重教习俗与来泰州的中原人及其后裔的推动有关。如宋代教育家胡瑗30多岁时在泰州当塾师，并在泰州城内华佗庙旁的经武祠讲学。他认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本者在学校。要培养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就必须建立“敦尚行实”的学校。所以，他大声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竭力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大兴地方官学。胡瑗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30余年，受教育者多达数千人，为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再如王艮及其弟子推动了泰州平民教育的发展。王艮说过：“经世之业，莫先于讲学以兴起人才者。”王艮讲学不仅“有教无类”，而且“有教无域”。在王艮门下，受教育者有来自社会底层的灶丁、农夫、佣工、陶匠、商贩等。王艮认为，“容得天下人，然后能教得天下人”。他这里所说的“容”，并非指一般意思上的“宽容”，而是指教育对象上的一种包容。他是要包容天下一切愿学之人。他认为教育对象不应当有差别。李贽把泰州学派的教育对象归纳为：“牧童樵夫，钓鱼老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空履名儒，衣冠大盗，以及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缁衣大士，缙绅先生。”

技艺方面。南迁人中不乏民间艺人，他们给泰州带来了诸多民间技艺。如兴化大营捏面人、竹泓船艺、靖江孤山泥狗子等民间工艺的发展都与中原文化的传播有关。孤山泥狗子是靖江传统民间工艺品，已有数百年历史。该工艺品由孤山风化的岩粉烧制而成，中空，首腹部有孔，可吹出蛐蛐之声，是儿童喜爱的玩具。除了制成泥狗外，还可制成鸡、猪、老虎等动物形状。据说，孤山泥狗子是由北方传入的。再如，大量中原地区的百姓南迁，也将北宋汴梁瓦舍中的种种表演技艺带到泰州。

语言方面。中原移民与泰州一带居民的融合，产生了新的泰州方言。其特点主要有二：其一，古浊塞音和塞擦音不分平仄声而多读送气清辅音。这是在自西晋末南迁的北方人的方言基础上形成的缘故。南迁的北方人的方言，其浊音是一种送气的音，后来浊音清化，但仍然保留了送气的特点。其二，古次浊音声母上声字读阴平调。北人南迁不仅使泰州语言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还引进了一些北方的词汇。如兴化“海子池”的命名就是一种外来词。兴化海子池自清代升仙荡壅塞以后成为泰州城内唯一的湖泊。文学家刘熙载在《答问海子池》中说，“兴化海子池，相传其水虽大旱而不竭。”“海子池”的名称因其“若海然，故以名也”。现在有人研究指出，“海子池”的命名并非如此。“海子”一词源自蒙古语，意为“湖泊”。还有高邮北郊的“大淖”也是蒙古语。圆形为湖，方则为池，因海子池的主体部分略成方形，故在“海子”后加一个“池”字使其汉语化。海子池文化积淀深厚，“出人出书”曾成为海子池古文化区域的主题。

四、中原文化南进泰州，使泰州人的心理品质发生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泰州文化既不断积淀，不断创新，又与其他区域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逐步成为整个中华历史文化中一个充满个性与生机、有独特品位的区域文化系统。以和为贵的品性。“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自我发展与追求和谐生活的精神支柱。在泰州历史文化中，这种“和合文化”的成分特别浓厚。这种“和合文化””中原文化的心理底蕴之一。如泰州人热情诚恳，讲究相互照应。以泰州的溱潼古民居为例：溱潼古民居家家相连、户户相通，邻里往来照应，亲如一家。在临街店面后侧多为作坊，再向里是住宅，称前店后作或前店后家。从店堂内可直接进入后宅，后宅内设有正门进入巷内，此外还设有便门，与前后左右的邻居宅院相连。便门的设置充分反映了溱潼人民和善友好、邻里团结的尚古遗风。在泰州人的性格之中，柔和之外不乏中原人的血性。这可以从宋代抗金名将岳飞曾在泰州抗金、元末明初农民英雄张士诚在泰州揭竿而起等诸多史实中得以印证，特别是革命战争年代，英雄的泰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鲜血和生命把这种宁折不弯的刚性发挥到了极致。

兼容并包的胸怀。开放融合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基础，是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由于中原等外来文化的渗入，泰州文化既具有南北交融的背景与内涵，又具有明显的移民文化特质。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泰州在不断与外界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渐渐养成了兼容并包的文化习惯。例如泰州的泰州学派就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学派。其创始人王艮是一个博学多闻的人。王艮没有正宗儒学的严格观念，即使在儒学内部，他也不严守门派家法。他虽然以学习儒学为主，但也学习其他理论，所以王艮自称自己是“东西南北之人”。他学习不分派别，广览百家，充分体现了兼容并包的大家风度。事实上，泰州历史文化一方面因为固有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而保持较强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又因为文化交流而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和动态性。综观泰州文化发展的历史，泰州兼采吴楚之长，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相互间的学习。正是在开放的基础上泰州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并在与外界文化的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生机。

以民为本的精神。泰州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关注民生。之所以关注民生成为泰州文化的一大特点，一方面是由于两千多年的海盐生产中，盐民们受尽了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压榨和剥削，成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税赋的特别负重者。如遇飓风大潮，便成了盐民的灭顶之灾。泰州安丰场著名盐丁诗人吴嘉纪在《海潮叹》中写道：“飓风激潮潮怒来，高如云山声似雷。沿海人家数千里，鸡犬草木同时死。南场尸漂北场路，一半先随落潮去。产业荡尽水烟深，阴雨飒飒鬼号呼。堤边几人魂乍醒，只愁徵课促残生。敛钱堕泪送总催，代往运司陈此情。总催醉饱入官舍，身作难民泣阶下。述异告灾谁见怜，体肥反遭官长骂。”另一方面是来泰州的中原人曾饱受战乱、自然灾害和远途迁徙的苦难。所以泰州文化处处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以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说为例。王艮所说的“道”，就是百姓日用之事，主要表现在百姓的知、行上。他认为：“圣人之道，不过欲人皆知皆行。”“愚夫愚妇与之能行，便是道。”显然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是典型的民本思想。

保身安身的态度。就理想、生活态度而言，在泰州文化中，“保身”“安身”是其核心内容之一。泰州文化中的安身思想首起于王艮。王艮特别强调保身、安身的意义。其中最著名的观点是他的“明哲保身”说。如就出、处而言，王艮认为，“出”要有智慧，该出则出，该处则处。王艮的“该出”与“该处”主要体现在看“道”、看“身”两个方面，首先要看“道”。王艮认为，出与不出，首先要看天下是有道还是无道。“未可出而出”，那是以道殉人，是一种“妾妇之道”。要“出”就要讲条件，绝不能“漫然苟出”。王艮认为对于是否“出”的问题，必须慎重考虑，要“当量而后入”。他明确提出，不管“出”，还是“处”，都要依据当时的政治条件而定；有像尧舜那样的贤明君主，那就可以“出”；有像桀纣那样的无道之君就不能“出”，只能“处”，即使别人来求也要慎重。其次要看“身”。如果“出”而“危其身于天地万物”那就是“失本”，所以“出”的前提是能否保身。他说：“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作为王艮的弟子，王栋忠实地贯彻了王艮明哲保身的思想，并从保家、保国、保天下的高度阐述了保身的重要意义。

（来源：江苏地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