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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官故事】那个时代的成都,繁华尽在眼前

赵宋王朝在我国历史上统一朝代中要算是最衰弱的,但它建立较彻底的中央集权政权,军、政、财等大权都集中于中央,路、府、州、军、监及县(监)都直属中央,地方长官也都由中央直接任命,并加以监视、控制。结束了唐末、五代藩镇分裂割据的局面,巩固了王朝的统一,也安定了社会,为宋代封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唐末和五代,蜀地没有受到战乱的严重侵扰,整个宋代,在蒙古军攻蜀以前,也一直是相对安定的局面。北宋太宗淳化四年至至道元年(公元993995),王小波、李顺领导川西农民起义,在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与官军及地方封建势力进行了三年的战争,给蜀中官僚、地主以沉重的打击,赵宋王朝统治集团也大为震恐,从而使他们在蜀一意收刮民财,夺占土地,垄断市场,横征暴敛,盘剥人民的罪恶行径不得不稍微变得缓和一些。加以蜀为赵宋王朝(特别是南宋时)的一大经济支柱,大量的财力物力要靠蜀地提供,因而蜀中官吏遂亦不能不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方面下些工夫。所有这些,都大有利于古城成都的发展。 

温江文庙 

成都府路为宋代川陕四路中经济最发达,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就全国来说,也是当时物阜民丰、人文荟萃之地,是西南一大都会。就农业而言,宋代成都地区的耕地面积、灌溉面积为全川之冠。耕种技术,农作物的产量和品种之多,在全国也是居于前列的。在南宋时曾任宰辅的蒲江人高斯得说过,四川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仅次于两浙地区(《宁国府劝农文》)。南宋时四川每年负担川陕驻军军粮150万石,占全国年需军粮450万石的三分之一(见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这些粮食主要是由成都地区提供的。在川陕四路中,成都平原是最大的产粮区。据徐松《宋会要辑稿》所载北宋熙宁三年至九年(公元10701076)的统计:成都府路有水利田2883顷又87亩,为梓、夔、利三路所有水利田顷亩总和的1.5倍多(三路所有水利田总数为1787顷又73亩)。按《文献通考·田赋四》载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毕仲衍《中书备对》所述全国四京一十八路的田亩数,成都路有田216,062顷又58亩,官田65顷又19亩;按拥有顷亩的多少排列,成都路在全国居第十位。而其对军粮的负担,则占全国军粮的三分之一。成都地区能胜此重负,主要是:(1)有都江堰水系的水利灌溉。北宋时,正式建立了都江堰的岁修制度,规定“岁暮水落,筑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则役工浚治”。并规定了严格执行岁修制度的奖惩办法,令灌区各县都要切实记录岁修的情况,“凡堰之高下、阔狭、浅深,以至灌溉顷亩,伕役、工料及监临官吏,皆注于籍。岁终计效,赏如格”;如“检计修作不能如式以致决坏者,罚亦如之。”(《宋史》卷95《河渠志》) 2)土地利用率高。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谓北宋元丰元年成都府路土地面积为54,81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21,612,777亩(按:耕地面积当为21,612,758.贾书计数与《通考》小有出入),平均每平方公里有耕地394亩。而当时全国土地的利用情况是每平方公里内的平均耕地面积为184亩,两浙路为296亩,成都府路每平方公里内的耕地面积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数,比两浙路还多出98亩。信如《宋史·地理志》所言:“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因而对国内粮食供应能做出较大的贡献。 

街子古镇字库塔 

两宋时,成都农业和手工业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大大增多,交换频繁。农村商品寻求市场,逐渐向城郊扩展。城市人口激增。于是确有像宋人杨侃所说汴京城里人的情况,对“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场无广巷,市不通骑”,深感不便,“于是有出居王畿,挂户县籍者”(见吕祖谦《宋文鉴》载杨侃《皇畿赋》)。城里人生活不便,往城郊迁;乡下人拿着商品寻市场,向城市靠拢,成都“负郭而渐家者溢千数。”随着交易的发展,商业的繁荣,集市日益增多、扩大,集市发展为场镇,有的场镇经济实力超过了县。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说怀安军(今成都市辖金堂县地)所辖二县九镇的情况是:“以县而言,金堂为大,以镇而言,古城为富。方谚谓‘军不如县,县不如镇。’”此即一例。宋代成都的商品市场远较唐代扩大。许多原为定期的农村集市,发展成为规模不小的常设市场,草市俨然像州县正式开设的市。宋政府于是设置税务(场)征收商税,也就使之正规化了。据《宋会要辑稿》载,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成都府辖九县共设税务(场)十个,征收商税十七万一千余贯,较杭州所收商税额少二千贯,居全国第二位,约占当时全国商税总额八百零四万余贯的百分之二。说明宋代的成都与杭州同为国内经济最发达、市场最繁荣的地区。 

都江堰 

商品贸易的发展冲破了原地区市场的界域。商贾经常往来于各地,不便携带大量的钱币,而蜀用铁钱,尤其艰于转移。于是在商贾云集,交易频繁的成都出现了仿唐代“飞钱”之法,用成都特产的坚韧洁白的楮纸和精美细致的雕板印制一种用以汇兑钱币的契券,名曰“交子”。从而使商贾得以轻装趋四方。随着商贸的不断发展,交子的需用量越来越大,因而印制也就越来越多。据李焘《续通鉴长编》记载,早在宋太宗淳化年间,成都民间便有交子出现。真宗时,再度入蜀知成都府的张詠,于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对交子市场进行整顿,将票面额统一定为“一交一緡(钱1000文)”,以三年为一界,期满则收旧换新,并确定由十六家富户经营。“后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仁宗天圣中(10241032),批准转运使薛田、张若谷置益州(成都府)交子务,禁止私造,由官统营,以免滥发。然正如徽宗时成都知府席旦所言:“有司冀赢羡,为之益多”,欲罢不能。交子行使既久,寖成可以代替钱帛的流通券。成都成为世界上发行纸币最早的地方。 

琴台路 

成都发行交子的办法,国内其他地方续有仿效,如神宗熙宁二年(1069),潞州置交子务;三年,京西北路置交子务;四年,陕西置交子务;南宋绍兴六年(1136),置行在交子务;等。但潞州和陕西交子务都因行不通而作罢。北方的金国亦“循交子法置交钞”。此后元世祖中统元年造交钞,明太祖洪武八年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金、元、明造钞都效成都用楮纸的做法,以桑皮为原料造纸印制。直到清代还在实行(均见清人法式善《陶庐杂录》卷2引宋、金、元、明史《食货志》及《春明梦余录》等书)。成都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是做出了贡献的。 

经济发达使成都发展具备较充分的条件。成都人口超过历史上的速度迅猛增加。按《宋史》卷85《地理志》: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平蜀,得州府四十六,县一百九十八,户五十三万四千三十九。”至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仅成都府即有人户131,878户。徽宗崇宁元年(1102),又增至182,090户;全蜀户数达185万余(据《中国人口史》),比宋朝开国时的人口增长了三倍半。这正是成都和全川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表现。 

永陵神道 

正是由于成都地区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物力财力都很充足,益以悠久文化的熏陶,因而两宋时代蜀中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才辈出,著述如林,如群星之耀天空。文学、史学、理学、医学、数学、艺术……诸领域,涌现出众多的名重古今的专家学者,其中有不少大家。政绩卓著,武功彪炳的政治家、军事家亦复不少。单就籍在成都府路各州县者来说,曾任正副宰相、正副枢密使的便有22人。眉州“三苏”(苏洵,子轼、辙),华阳“三范”(范镇,兄子百禄,从孙祖禹),蒲江“三高”(高稼,弟定子,子斯得),新津张氏兄弟(张唐英、商英),丹棱李氏父子(李焘、子壁、惪),以及井研李心传等,或为文学大家,或为史学巨擘,功业文章,光照千古。绵竹张浚,一代名臣,抗金爱国,志行高尚。其子张栻与蒲江魏鹤山都是南宋理学大师,蜀州唐慎微、成都史崧、眉州史谌,都是医学名家。眉州青神的陈希亮,既是“见义勇发,不计祸福”,“严而不残”,清正廉洁的好官,又是杰出的桥梁专家。他设计创建的宿州横跨汴江的无柱飞桥,至今仍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罕见的杰作。仁寿虞允文,文武双全,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金国主完颜亮亲率六十万大军南侵,负责防守的南宋将领怯战而逃,无人率领宋军抵抗,情况十分危急的时候,奉命到采石矶慰劳驻军的虞允文,本是一介书生,赵宋朝廷并未派他去督军作战。当此严重关头,他毅然下定“危及社稷,吾将安避”的决心,不计自身祸福安危,挺身而出,主动肩负起抗金保国军事重任。他说服被逃将遗弃下来的士卒,勉励他们奋勇抗战,并带领他们先后在采石、瓜州抗击入侵的金军。由于他在战阵中指挥得当,终于以一万八千人的弱小之师,打败了数十倍于己师的来犯之敌,保存了南宋的半壁河山。明代学者张时泰甚赞“允文之识时达权,为岳飞之所不及”,是卓有见地的平允之论。所有这些都足证明宋代成都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是非常发达的,是西南的首善之区。 

成都之为一大都会,在秦汉时即已形成。两晋南北朝时,曾一度中衰。自隋唐迄至于宋的约六百年间,是古城成都繁荣昌盛,大发展的时期。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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