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二人均在北京生活多年，梁启超还在北京去世，但他们在北京的故居究竟在哪里，知道的人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康梁并称不在戊戌变法时，而是在二人逃到日本后，康并不太接受康梁并称，因为在他的弟子序列中，梁既非大弟子，彼此感情亦算不上特别深厚。后来康梁发生分裂，终生不再往来，但只是外界抱憾，康本人并不觉得损失多大。

梁虽比康年龄小，但先考中举人，一时梁在康上，但梁膺服康的学说，甘为弟子。康当时正急于扩大影响力，而梁撰文堪称快手，对康很有帮助。

康喜欢走上层路线，高官们为给自己留后路，往往对其有一定支持，但多存观望态度，不肯全力。“戊戌六君子”中，杨锐、杨深秀其实是张之洞的卧底，他们也主张变法，但思路不甚同。

康有为在官场游走十年，始终没有大的突破，由于具有上奏权的官员拒绝代奏，所以光绪皇帝对他并不了解。

甲午一败，主战派翁同龢与光绪皇帝为了推卸责任，力推变法，康有为遂成为一枚棋子，被放置到棋盘中。值得注意的是，光绪衣带诏并没给康有为，给的是杨锐，因光绪认为杨锐少年老成，办事比较稳重。可见，光绪对康有为始终是有所防范的。

康有为的一些奏折由梁启超代笔，此外梁有活力，善于组织和宣传，但二人关系并不完全愉快。梁启超认为康有为太迂腐，康有为则认为梁启超太喜自主，二人之间在密切配合的同时也有摩擦。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海外开办保皇公司，通过吸收入股的方式，从海外华工、华商手中获得大量资金。梁启超却生机艰难，他对康有为的主张不认同，倾向革命，被康有为一顿老拳，不得不留在维新党中。

梁启超与孙中山私下交好，康有为派梁到檀香山筹资，孙中山将哥哥孙眉介绍给他，孙眉全力帮助，自己带头加入维新党，结果革命党在檀香山等地的组织完全被梁启超利用，引起革命党人极端不满，称康有为反革命党还在明面上，不像梁启超这么阴险。梁启超因此与革命党留下积怨。

回到日本后，康梁矛盾日益激化，一方面，康有为四处投资，大量任用自己的弟子来管理，结果屡屡失败，引发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康有为对梁启超与革命党关系密切耿耿于怀，对梁过度提防。康梁关系不久破裂。

梁启超因文笔强健，在海外一度被奉为文章领袖，曾将革命党压制，遂有康梁之称，后章太炎到日本，才将梁启超打下神坛，但在康看来，梁并非重要人物。

康有为的故居在北京米市胡同43号院，即原广东南海会馆，其中“七树堂”是康有为的住所，只有7间房，该故居1984年被公布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梁启超的故居有多处，过去曾将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一带的北沟沿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北沟沿13号）列入故居，后梁思礼等人上书，提出这里是梁启超长女梁思顺夫妇1930年代购买的，该处并非故居。梁启超回国后是在天津安家落户的，而不是在北京安家，基本以天津的饮冰室为居住地，来京有时会住在北沟沿胡同23号，所以也有梁氏后人提出，梁在北京无故居。

（本文主要内容引自《北京地方志·民族志》）

（来源：“方志北京”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