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西晋时期著名文学评论家挚虞

挚虞（250—311），字仲洽，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西晋时期著名文学评论家。三国曹魏太仆卿挚模之子。挚虞少年时代，师事人称“西州大儒”的皇甫谧学习。成人之后“才学通博，著述不倦”，在文学、史学、地理研究方面多有建树，成为长安有名的学者。 

魏晋之际，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矛盾尖锐。许多文人如“竹林七贤”等隐居山林，逃避现实，以诗酒自娱。挚虞虽然没有遁世之想，但也看到了“道长世短，祸福舛错”的社会现象，在早期作品中表达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消沉颓废倾向。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挚虞被地方长官举荐为贤良，出任中郎。在他上给武帝的对策中，认为国家的要务首先是确立法度，其次要善于用人，才能保证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晋武帝很赏识他的才华见识，曾先后任命他为太子舍人、闻喜县令、尚书郎等职。 

两晋时期是门阀士族把持地方选举、掌控朝廷大权的时代，士人的姓氏、籍贯和门第阀阅成为能否被推举为官的主要标准，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政治格局。 

当时挚虞也随波逐流，撰写《族姓昭穆》十卷，详细考证天下姓氏的渊源、籍贯、族望与郡望。 

晋惠帝司马衷登基以后，挚虞先后担任过左秘书监、卫尉等职。“八王之乱”爆发后随惠帝前来长安，在东海王司马越进攻关中、将惠帝又接回洛阳的混战中，文武百官逃散，挚虞先流落于鄠、杜，后逃入终南山，以采摘橡子等果实维持生命，后来又辗转赶到洛阳，出任光禄卿，转太常卿。永嘉五年（311），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国攻陷了西晋首都洛阳，纵兵大掠，“洛京荒乱，盗窃纵横，人饥相食”。挚虞为官清廉，生活清贫，最后饿死在洛阳城中。 

挚虞治学广博，著述甚丰。在典章制度方面，著有《新礼仪》五篇，《决疑要注》一卷；在地方史志、民俗风情方面，著有《三辅决七卷录》，《畿服经》一百七十卷；在文学和文学评论方面，著有《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惜其著作大部分散佚失传，仅有残文断编存录于后世一些类书中。明末文学家张溥在选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时，辑其佚文编成《挚太常集》流传至今。 

挚虞著作中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文章流别集》和《文章流别志论》，分类选编了古代文体文章，是一部具有相当规模的文章总集。《文章流别志论》是一部探讨各类文章的性质和源流，评论作家及其作品得失的专门论著，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艺评论的先驱性著作。这部书现仅残存十多条，但可从中看出挚虞的政治倾向和文学好尚。他从儒家的正统观念出发，把文章的作用归结于‘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序，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他评论诗歌以《诗经》为总体标准，对汉代以来的乐府民歌持贬低态度，并指出汉赋有四大过失：“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他的这些评论，实际上是有感而发，从表面上看是指出了汉赋华丽不实、以辞害意的弊病，实际上是对西晋一代文风虚浮，崇尚靡丽的批判。由于该书内容广博，分析详尽，精于事理，因之后世文学评论家对其评价很高，南朝钟嵘称挚虞为“知音”。在挚虞的影响下，南北朝出现了一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的专著，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这两部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的著作，就是对《文章流别志论》继承和发展。 

（来源：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