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杜佑 ——唐代著名史学家

杜佑（735—812），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生名门，凭父荫步入仕途，历任刺史、节度使，直至入朝为相。自幼喜欢博览典籍，“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宾佐谈论，人惮其辩而伏其博，设有疑误，亦能质正。始终言行，无所玷缺。”好学多读成就了杜佑的博通善辩，但他并不只是埋头读书而亡顾左右。史载杜佑精于吏职，掌计治民，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历事玄、肃、代、德、顺、宪六宗六朝。唐人权德舆所撰《杜佑墓志》记“都将相之重，兼文武之全”，凡六十年。60年的政治生涯让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唐宪宗允其致仕诏云：“岩廊上材，郡国茂器，蕴经通之识，体温厚之姿，宽裕本乎性情，谋猷彰乎事业。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宜；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从治学和为政两方面给予杜佑极高的评价。可以说，杜佑是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又是精于政治的史学家。 

《通典》的编撰标志杜佑在治学与治世方面都达到极高的境界，是他把立功的经验与立言的志向融会贯通的成果。从大历元年（766）到贞元十七年（801），前后历时36年，杜佑完成《通典》这部不朽的史学名著。 

史载杜佑从刘秩所撰分门书《政典》中得到启发：“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其献书表云：“书凡九门，计贰百卷，不敢不具上献，庶明鄙志所之。”全书共200卷并无差异，但作为分门书的《通典》应分成多少门，诸书所记不尽一致。 

现行多种版本都为九门，分别是食货典、选举典、职官典、礼典、乐典、兵典、刑法典、州郡典、边防典。也有记为八门，如《通典》开篇就载杜佑自序：“是以食货为之首（十二卷）。选举次之（六卷）。职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礼又次之（百卷）。乐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边防末之（十六卷）。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本初纂录，止于天宝之末，其有要须议论者，亦便及以后之事）。”杜佑自言全书分成八门，不仅在数量上与现行九门之说不统一，在具体门类的名称上也有出入，如现行版本之“兵典”“刑法典”应该归入上述之“刑”，对应的是甲兵与五刑。这种分法被唐人李翰为《通典》作序时采用，“故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凡有八门，勒成二百卷，号曰《通典》……淮南元戎之佐曰尚书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远度，志于邦典，笃学好古，生而知之。以大历之始，实纂斯典，累纪而成。杜公亦自为《序》《引》，各冠篇首”。因为李翰在序中提到杜佑自为的《序》《引》，所以李翰八门之说可能是沿用杜佑自序而来。针对李翰称《通典》有八门，杜佑献书表却称九门的问题，清人王鸣盛的解释是：“或疑翰作序时门类未定，后复广之，故先后不同者，非也。观佑自序，以兵刑为一，皆称为刑，与班史同，所谓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故翰序言八门。今其细目兵、刑仍分为二者，合之中又自分也。” 

事实上，不仅“兵”“刑”二卷的名称出现不一致，就是卷数也曾有过变动，《唐会要》卷三六，“修撰”条：贞元“十九年二月，淮南节度使杜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其书凡九门，取食货十二篇，选举六篇，职官二十二篇，礼一百篇，乐七篇，兵六篇，刑十七篇，州郡十四篇，边防十六篇。佑多该涉，尤精历代之要。修《通典》，识者知其必登公辅之位。其书既出，遂行于时”。各书均记《通典》奏进于贞元十七年，独此处记为贞元十九年二月，据《玉海》卷五一《艺文》唐《通典》《理道要诀》条记：“佑表曰：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纪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先已奉进，从去年春末，更于二百卷中纂成十卷，目曰《理道要诀》，凡三十三篇，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贞元十九年二月十八日上。”这里明确提到杜佑先编成《通典》，后缩编为《理道要诀》，其间应有二年之差，是否《唐会要》将杜佑奏上《理道要诀》的时间误认为《通典》的奏上时间，也未可知。而从诸篇之卷数来分析，《唐会要》所记其他诸篇都与现行一致，唯“兵”6篇，较今本15卷少9卷，“刑”17篇，较今本之8卷多9卷，虽然总数仍为200卷，但为何产生差额，且仍是兵、刑二卷出现差异，这些现象均说明《通典》之“兵典”与“刑典”较初稿曾做过较大改动。或者也可以认为，杜佑在《通典》初稿完成后到定稿的三十多年时间中，不仅完善自注和补充天宝至贞元间事实，“兵”“刑”二卷也可能进行了较大改动。 

《通典》成书后，反响强烈，史载：“其书大博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直到五代时期，其书仍被认为是“圣教经制，国之大综”。但此书的归类问题却引发不小的争议，后晋史臣刘昫等认为《通典》受分门书《政典》的启发而写成，“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倾向于分门书的观点。欧阳修、宋祁等宋代史臣把《通典》归属于类书，宋代藏书家晁公武也将其定为类书，“分类叙载，世称该洽”。而宋人陈振孙、王应麟却将其划入典故类，清代四库馆臣更是将其列入政书类，“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差异，与《通典》并没有依从之前的旧体例，而是别出心裁，独创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的典制体，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通典》在史学方法、史学旨趣和史学思想上的创新。 

就史学方法而言，《通典》打破了此前纪传体与编年体角力争胜的局面，以记载和讨论历代典章制度的因革得失为主创立了第三种史学编纂方法，这种新体例突破了唐代以前的史学格局，其书源于刘秩《政典》，胜于《政典》；出于正史之《书》《志》，优于各史《书》《志》。此外，《通典》不仅记录典章制度，也记事兼记言，多采用注解的形式，以说、议、评、按、叙、论等名称出现。对此，杜佑自言：“凡义有经典文字，其理深奥者，则于其后说之，以发明，皆云说曰；凡义有先儒各执其理，并有通据而未发明者，则议之，皆云议曰；凡先儒各执其义，所引据理有优劣者，则评之，皆云评曰。他皆同此。”杜佑正文和注文的绝妙配合，扩大了《通典》的史料采录范围，使史注之体更趣完备，也提高了《通典》的史学价值。杜佑以分门囊括制度，以会通贯穿古今，以论议指陈得失，开拓了历史撰述的新领域，奠定了中国典制体史书发展的宏伟基础。 

在撰述旨趣的方面，杜佑开宗明义地提出“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编写旨趣，并且把编纂《通典》变成实现其“将施有政，用义邦家”政治目标，也是杜佑“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生动写照，难怪有识者见到《通典》，就知其必登公辅之位。某种程度讲，《通典》的旨趣也是杜佑的施政纲领，针对一些士大夫“多主于规谏而略于体要”的现状，他提出“颇探政理，窃究始终”的见解，主张从制度上“探讨礼法刑政”，从体制上寻找经邦致用之道。自认为颇详《通典》旨趣的唐人李翰，在为此书作《序》时提到：“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在李翰看来，杜佑立言将致用于立事，立事在于建功立业，这种建功立业可以是他自己，也可以是他人或后世政治家，这种理解也算是对杜佑经邦致用旨趣的新诠释。 

唐人符载对杜佑及其《通典》的评价极高：“深研著述，号为《通典》，大抵自开辟旁行，至乎历代，有兵食、财赋、职官、礼乐，交关于当世者，莫不摘拾其英华，渗漉其膏泽。截烦以趣约，裁疏以就密。”正是因为他有经世致用的思想，所以“其有览之者，如热得泽，如饥得食”。也正是追求“立言垂范” “经代立言”的创作动机，让他在立言与立功之间找到了一条通途，尤其是他提出的“随时立制，遇弊变通”的思想，也是连接历史与现在的通途，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来源：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