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南京记忆 | 金陵儒宗汪士铎 

被当代学者邓之诚称为晚清“江宁一大儒宗”的汪士铎，于清嘉庆七年（1802）六月十五日出生于秦淮金沙井老宅。其先世是安徽歙县人，后移居江宁，父汪均“好读宋儒书”，母亲苏氏家学渊源，汪士铎幼时即承母教。 

汪士铎初名鏊，字振庵，后字梅村，学人俱称之梅村先生，晚年自号无不悔翁，简称悔翁。据汪士铎《自述》和《汪梅村先生传》记载，汪少年时“家极贫”，十五岁和十六岁时两次学“估衣业”（卖旧衣），十七岁在城南长干里祥和店“学饼业”（卖糕点），十九岁入县学。道光二十年（1840），三十九岁的汪士铎参加江南乡试中举，此后四次参加会试均落榜，遂绝念仕途，苦读撰述。 

汪士铎的一生主要以游幕文笔、设馆授徒，或助人编书为业。光绪十一年（1885），由时任江苏学政的黄体芳（字漱兰）推荐，被授予国子监助教。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七日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一生勤于著述 

汪士铎读书极多，渉猎甚广，早年曾得其外祖父藏书十多箱。会试不第以后，“购书两万卷，闭户吟哦其间，于经史诸子，历算舆地，苍雅典礼，靡不探讨。”（姚永朴《汪梅村先生传》）他不但苦读，而且勤记，每有心得，便随手记在书上，以至于“各书上下方朱墨交错”。（同上） 

苦读之余，致力著述治学。据邓之诚所记，汪士铎一生著作多达七十余种。其中，《礼服记》《仪礼郑注今制疏证》《广韵注》《广韵声纽表》《水经注补辑》《梁陈州郡志》《东汉朔闰考》《韩诗外传疏证》等已散佚；留存下来的有《南北史补志》《水经注图释》《同治上江两县志》《续纂江宁府志》以及《诗钞》十六卷、《词钞》五卷、《笔记》六卷等。他的著作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声韵学、训诂学和地理、方志、治军以及人口理论，且均有自己的见解。他的治学为文，正如晚年任钟山书院讲席的程春海侍郎赠联所说的那样：“为沈博绝丽之文，作实事求是之学。” 

对汪士铎的为人和学识，邓之诚先生在《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文中，有深刻的阐述：“世皆知悔翁专精史学，而不知介洁自持，不矜名，不嗜利，不乐于为人羁縻，不务虚骄之论，惟志切于用世。”又说：“悔翁尝为魏默深（即魏源）辑《海国图志》，又尝从包慎伯（即包世臣）游，魏、包师法亭林（顾炎武字亭林），皆具经世之志，故悔翁通晓世务，而渐渍黄老法家之言，主张虽严刻，而终远身于富贵，识力更进一等。” 

汪士铎在撰述之余，还曾集颜真卿的行书法帖《争座位帖》中的字为楹联，得几十副，如“月上半阶犹礼佛，香深高阁自藏书”，“晚修官书高一尺，少藏古画至六朝”等，皆浑然耐读。（陈澹然《青溪诗话》） 

可惜的是，汪士铎的一些主要著作“皆失于洪杨之难”。就是他得以传世的著作中，有不少也是后人辑其残稿而为之刊行的，如《南北史补志》，原稿为三十卷，十目，附有四表（世系、大事、封爵、百官）一卷。方浚颐于扬州得其残稿十四卷，存天文、五行、地理、礼仪、艺文五目（少舆服、乐律、刑法、职官、食货五目），为之刊行，其余都已散佚。江宁文人王孝煃在《北窗琐识》中说：“悔翁著作，未刊者极多，闻为人以废纸称量轻重，估计拾去。”稍后的一些名人、学者如曾农髯、王孝煃、邓之诚等均从地摊上或他人处觅得其手稿或残稿。 

提倡节制人口 

汪士铎写有《乙卯随笔》《丙辰备忘录》两部书稿，后为邓之诚所得。邓氏将此两稿与汪士铎手书日记合辑为《汪悔翁乙丙日记》一书刊行。“这是中国历史上阐述人口问题较多的一部重要著作。”（引自《百年苦语》）也是最早倡言节制人口的一部著作。汪士铎的人口理论主要集中在这部书中。此书大约写于咸丰五年（1855）前后。 

在这部书中，汪士铎以当时南京的人口和安徽绩溪县（汪避太平军住此）农村的人口为例，认为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绝对过剩，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当时社会供给的增长速度，这就必然导致社会动乱、人口素质下降和外国入侵。他以徐光启《农政全书》为依据，指出“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一人者，至今一百二十八人。徽州人固陋，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其风也。十六皆抱子，故二十年即加一倍。”据此推算，顺治元年一人到当时即已繁衍到二千零四十八人。他断言：“世乱之由：人多。人多则穷，地不足养。”并认为人口中多的是“天下最愚，最不听教诲，最不讲理”的“乡人”，而尤以乡下妇女为甚。他主张大量屠杀人口（如诛族、镇压农民起义等），推广溺婴尤其是溺死女婴以及限制婚配，执行晚婚和少育来控制和减少人口。 

他为统治者提出的控制人口的“长治久安之策”，有几个方面：放松溺杀女婴的禁令，推广溺杀女婴的方法；让女子服用打胎的“冷药”，使其少生；一家有两个女孩的多收一倍的赋税；生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加收一倍的赋税；广建尼庵，不准妇女再嫁，违者杀；没有当上一定官职的男子，不准再娶；严禁娼妓，以端风化等等。 

晚清社会，百孔千疮，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当时的不少文人不是寻求醉乡借酒浇愁，就是沉溺于裙钗粉黛之中打发时光。而汪士铎却能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之时，关注社会民生，倡言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消弭穷乱之源，不论其出发点如何，却不失忧国忧时的书生本色。他提倡节制人口的理论，不乏先见之明，比北大校长、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人口理论专家马寅初先生于1955年提出的控制人口的主张早了一百年。只是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有些观点失之偏颇，特别是他提出的控制人口的办法，如大屠杀、溺婴等，自然不可取。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来源：南京地方志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