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和，字幼宰，祖上巴郡江州（今重庆）人，蜀汉掌军中郎将，是深受百姓爱戴、获得诸葛亮高度评价的清廉官员。董允，字休昭，董和之子，三国时期蜀汉重臣，与诸葛亮、蒋琬、费祎并称蜀国“四英”（又号“四相”）。

董和——以身作则  两袖清风

《三国志·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记载：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汉末，和率宗族西迁，益州牧刘璋以为牛鞞(bǐng)、江原长，成都令。

蜀地物产丰富，当时奢侈风气盛行，经商之家，吃穿用度皆如同王侯，到婚娶丧葬时，几乎倾尽家财来铺张办理。董和以自身的行为节俭来为众人做出表率，粗衣素食，处处以符合礼制为行为准则，赏罚分明，当地奢侈风气大为改变，大家都对其心存畏惧，不敢冒犯。县里的一些豪强因害怕董和的严厉，于是鼓动刘璋调任董和为巴东属国都尉。但没想到成都县中的官吏百姓扶老携幼挽留董和的有几千人，刘璋只好让董和留任两年，再转升为益州郡太守，他在太守任上仍与过去一样清约节俭。与周围少数民族打交道时，总是以诚心相待，故此深受南方少数民族的信任和爱戴。

建安十九年，刘备平定益州后，征召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共同主持管理左将军、大司马府的事务，他们出谋划策，共事欢洽，交情深厚。自从董和居官食禄以来，对外治理安抚边疆少数民族，在内参与军国大事二十多年，临终时家中竟然没有一石粮食的私财。

建安二十五年，董和去世，诸葛亮追思不已，认为他尽职尽责，敢于谏言，高度评价他，曰：“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其追思之深和褒扬之高皆属罕有。

董允——匡主护国  淡泊名利

《三国志·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记载：董允，字休昭，掌军中郎将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已选为舍人，徙洗马。后主袭位，迁黄门侍郎。

建兴五年，诸葛亮准备北伐，驻于汉中。诸葛亮担心后主刘禅年纪尚轻，缺乏辨别是非曲直的能力，认为董允为人正直、是非分明，于是想委任他负责处理皇宫内的事务。不久，诸葛亮任命侍中费祎为丞相府参军，随从北伐；董允为侍中，兼领虎贲中郎将，统率宫中宿卫亲兵。

董允处理事务以防制为主，敢于匡正刘禅的不当行为。刘禅经常想要选民间美女充实后宫，董允则劝刘禅不应立过多后妃，认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由于董允坚持不允许刘禅的做法，刘禅也无可奈何，此后变得更加畏惧他。等到刘禅渐渐长大，宠爱宦官黄皓，黄皓更想擅权专政，董允每每正颜厉色地匡谏刘禅，多次责备黄皓，黄皓十分惧怕董允，始终不敢为非作歹。当时，诸葛亮北伐在外，蒋琬负责处理丞相府政务，而董允则负责在宫中匡扶君主，共同保持蜀汉后方稳定。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这样评价董允：“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董允为官一生，两袖清风，鉴于其政绩显著，很多蜀汉官员甚至担任了益州刺史的蒋琬都上书刘禅，希望能给董允加官进爵，但董允始终推辞不受。后来，据说有一次刘禅采纳了一位官员的建议，悄悄地把整个分水镇划在董允的名下，作为他及其子子孙孙的享用之地。董允听说此事之后，一面上书刘禅，坚决不受，一面骑着马不分昼夜赶回分水镇，烧掉地契，将分到的田土一一退回给乡民。

在蜀汉士民眼中，董允与诸葛亮、蒋琬、费祎并列为“四英”。董允去世后，接替他的侍中陈祗为人谄媚，与中常侍黄皓勾结，把持朝政，迷惑刘禅，终于导致蜀汉灭亡。蜀汉人民都因此而追思董允。在整部《三国志》中，董允是极少数能够立传“子不系父，可别载姓”的人物之一，足见其人之优越。《华阳国志》曰：“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也。”

董和一生为官清廉，结好南方外族，百姓、外族都信任他、爱戴他，是做幕僚臣子的榜样。董允自幼受到父亲董和的熏陶，其品德操行如父，对蜀汉忠心耿耿，深谋远虑，尽力匡正后主，将宫内大小事务安排有序，诸般杂事处理得当，是忠良信实，思想纯正的典范。二人皆是诸葛亮最敬重的蜀国高官，都为蜀汉的江山社稷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

　　（摘编自：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编《重庆历史政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