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之“晋”，源自《易经·晋卦》“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其内核蕴含内在自明的涵养之意。晋城，这片土地的城市气质，正是历经千年人文浸润所孕育的精神结晶——从北宋程颢知晋城兴文教，到古书院文脉绵延，晋城的善与美始终扎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晋城人的价值追求与行为准则。

回溯历史，晋城自古便是“河东屏翰、中原咽喉、三晋门户”，春秋战国起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唐末至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更让这片地方文教凋敝、民风尚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宋神宗熙宁初年，程颢经朝廷选任，调任晋城县令，以儒者治政，为晋城人文复兴埋下关键伏笔。

出任晋城县令期间，程颢秉持“政教一体”的执政理念，以《论语》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准则，跳出“以刑束民”的传统治理模式，将教化置于政务核心。据《二程集》记载，他对前来办事的百姓“必告之以孝悌忠信”，教导民众“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长上”；面对乡民社会，他“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儒家伦理融入日常生活。更可贵的是，程颢以“和易亲和”的性格打破士民隔阂，其弟子朱光庭曾言“听明道先生讲课如沐春风”，这种贴近百姓的教化方式，让“孝悌忠信”的理念真正走进乡野民间。

在兴教化的同时，程颢深知“学校为教化之本”。他在晋城大力兴学，兴办乡校数十所，推行乡约礼教，开启民智。今城区北街办事处一带的古书院旧址，便是当年程颢讲学兴教的重要场所，后世为纪念其教化之功，在此基础上逐步修建书院，文脉由此千年不绝。

这一系列举措，极大改变了晋城文教不振的局面。在程颢教化之下，泽州地区向学之风日盛，科举人才相继而出，泽州大地逐渐形成“驱儿市上买书读，宁使田间禾不薅”的浓厚氛围，即便“穷乡曲巷，时闻弦诵声”。

金元时期，泽州一带文风延续兴盛，涌现出李俊民、郝经等一批文化名人，李俊民更是高中状元，成为一方文教典范。明清时期，泽州科甲蝉联、名臣辈出，如吏部尚书王国光、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等，其人文根基，皆可追溯至北宋程颢兴办文教的深远影响。陈廷敬曾盛赞：泽州向学之风，实始于明道先生。

时光流转，古书院虽历经千年沧桑，却始终是晋城人文精神的“根”。金末元初，泽州长官段直邀请李俊民重返晋城兴学复教，修缮明道先生祠堂，接续程子文脉；明代万历年间，泽州知州王所用在旧址改建“文昌书院”；清光绪初年，更名为“明道书院”，以彰纪念。后世持续不断的修缮与兴复，不仅保存了“青砖黛瓦、窗棂石柱”的历史遗存，更让程颢“以德化人、以文化心”的精神薪火相传。

如今的晋城，正以“康养产业”为契机探索城市发展新路径。“养心、养身、养性、养神、养老、养成”的“六养”理念，与程颢教化思想高度契合。古书院作为晋城人文资源的核心载体，既有“静以养心、居以养气”的文化氛围，又能衔接晋城“翠峰叠峦”的自然优势，恰是实现“六养”融合的最佳实体平台。通过恢复书院功能、重现传统教养体系，晋城既能让“程颢教化”的精神遗产焕发新生，更能为“晋善晋美”找到当代落点——让城市的善有文化源头，让城市的美有精神支撑，真正实现“内有实而外有华”的表里如一。

当下，我们谈论晋城人“温文尔雅、好客有礼”的特质，本质上是在回望程颢播下的人文火种。这份火种历经千年传承，早已融入晋城的“水土”，成为塑造城市灵魂的关键力量。保护好古书院、传承好程颢教化精神，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晋城在新时代涵养城市气质、凝聚发展动能的必然选择。

　　[中共晋城市城区区委党史研究室（晋城市城区区地方志研究室）]